1949年11月28日，重庆南岸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里，彭斌坐在办公桌前，手里紧握着一把指挥刀，狠狠地搁在桌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作为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的总队长，他正面对着两份电文。第一份来自卫戍司令部，要求他带领部队坚守南温泉防线；另一份则是地下党转来的消息，透露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綦江，向重庆逼近。
内二警这支部队背景复杂，起初是川军李根固的旧部，经过1947年的改编后，改为警察总队，名义上负责治安，实则是重庆外围的武装力量。在1.2万名官兵中，绝大多数是川渝本地人，手中的装备也大多是中正式步枪，只有少数机枪为美式型号。所谓的“美械化”不过是国民党用来宣传的噱头，实则无法改变他们的劣势。
彭斌抬头望着墙上的地图，地图上清晰标出了南温泉至铜锣峡一线的防线，这是重庆南岸的最后一道屏障。然而，彭斌心里明白，这道防线恐怕守不住。三天前，宋希濂的部队在乌江被彻底击溃的消息传来，内二警的士气已经开始动摇。三支队的一个连长找上了队部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总队长，我们大多数都是川人，实在不愿打这场内战，更不愿替蒋介石卖命。”
副总队长麦征甫推门而入，手里拿着粮秣官的报告，表情沉重：“仓库里的大米只够吃两天，弹药也快见底了。卫戍司令部说补给已经在路上，可昨天去催，根本没人理会。”彭斌听后默不作声，心里清楚，内二警并非蒋介石的亲信部队，装备和补给向来不被重视。现在，解放军的先锋已经逼近重庆，国民党要把他们推到前线，无非是让他们消耗解放军的兵力。
展开剩余73%“去看看弟兄们。”彭斌低声说道，他站起身，走向营房。进入营房后，他看到士兵们围坐在一起讨论，有一个老兵声音低沉地说：“听说江北已经插上了红旗，咱们还在这耗着做什么？”当彭斌走进人群时，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，目光中透着期待和疑虑。
11月29日凌晨，一位穿长衫的中年人被带到了彭斌的办公室。那人是川东地下党的联络员，姓王，他递上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简洁地写着两句话：“放下武器，保证全体官兵安全；破坏城市者，严惩不贷。”彭斌认出纸条末尾的印章是解放军重庆前线指挥部的，他没有立即做出回应，只是问道：“如果我们不抵抗，城市防线怎么办？”
王联络员冷静地回答：“杨森的部队已经开始撤退，向成都方向逃跑。他们在撤退前炸毁了工厂，烧毁了仓库。如果你们继续守着，最后的下场将是陪葬。”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彭斌的内心。前一晚，他亲眼见到白市驿机场方向的火光，那是国民党特务在拼命破坏设施。内二警中许多官兵的家都在重庆，没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家乡在战火中被摧毁。
当日下午，彭斌召集了三位副总队长开会。张佐斌首先发言：“卫戍司令部的电报要我们炸毁长江大桥，这事我们不能做！”麦征甫接着说：“几个营长联名要求见我们，他们表示宁愿缴械投降，也不愿做千古罪人。”彭斌重重地敲了敲桌子：“通知各支队，今晚原地待命，任何人不准执行破坏命令。”
11月30日，天还未亮，南岸就传来了激烈的枪声。这不是内二警的枪声，而是解放军先头部队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交火。彭斌站在楼顶，望向江北，已经看到有解放军的部队开始渡江。正当这时，参谋匆匆跑上来报告：“杨森的卫队已经撤向机场，临走时放话，如果你们不反抗，将按通共论处。”
彭斌并未理会这些话，他淡定地下令：“立即通知各支队，开放沿江渡口，让百姓先行过江避战；同时，所有部队集中在营房内，不得外出寻衅。”上午九点，三支队在弹子石与解放军先头部队相遇，按照彭斌的指示，士兵们将枪支架在路边，举着写有“欢迎”的白布。带队的解放军营长握住三支队队长的手，深情地说道：“你们做得对，重庆少流血了。”
这一消息很快传回指挥部，彭斌松了口气。他拿起笔，迅速写了两封信：一封给解放军前线指挥部，表示内二警愿意接受改编；另一封则发给各支队，告知官兵们准备听从安排。12月初，解放军代表来到内二警的驻地，改编大会上，彭斌站在队伍前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愿意继续当兵的，跟着解放军走；不想留下的，领路费回家，没人拦着。”
1.2万名官兵中，有超过4000人选择留下，他们被编入西南军区的部队，一部分参与了剿匪行动，另一部分则投身于成渝铁路的建设。而选择回家的，拿着解放军发放的路费，大多数回到了川渝的乡下，重新开始了农耕生活。
彭斌最终没有选择留下。他将所有的档案和武器交给了解放军，带着家人返回了荣昌老家。有人问他是否后悔，他平静地回答：“至少我没有让弟兄们白白送命，也没有让重庆遭受更多的苦难，这就够了。” 1949年12月1日，重庆的街头挂起了红旗，内二警的营房里，最后一批士兵正在整理行李，准备离开。
这支部队的历史或许并未被详细记录，但重庆解放后，许多老百姓仍然记得：那个冬天，南岸的枪声特别少，因为有一群穿着警服的士兵选择放下武器，让家乡少流了一些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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